,需要进行周密的计划。领事馆隔

时间:2019-09-20 作者:admin 热度:
地完成了。几个月来,军情五处听到了英国共产党的每一次重要的会议。可是最后话筒还是被发现了。一位英国共产党负责人在收听无线电时忽然转到我们的频率上,颤噪声使他猛然醒悟到有什么装置存在。英国共产党把整个大楼翻遍了,以便找到窃听装置。幸亏当时温特博恩的妻子到挪威走亲戚去了,温特博恩就住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顶层的套间里。话筒一暴露,他就急忙跑去卸下假门,像缴获战利品一样把它拿回了办公室。 
  这次行动最冒风险的工作是把假门装到国王街的煤槽上。这项工作将在英国共产党大楼的视线范围里进行,他们对任何可疑行动都时刻保持着警惕。温特博恩搞了一个典型的复杂的计划。他决定在星期六深夜里安装,因为那时正是戏院散场的时候,整个皇家歌剧院的街头都会挤得水泄不通。他把A 处二科和F 处四科所有能来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妻子都动员起来,让他们在指定的时间从四面八方拥向国王街。温特博恩为我们做了仔细的安排,要我们分两批到达,假装喝得酩酊大醉。我们在人行道上会合,互相打着招呼。温特博恩躲在人群后面,跪在地上,用手钻在煤槽的墙上钻了四个小孔,用来装那扇假门上的弹簧扣。为了避免露出痕迹,他用手帕接住掉落下来的砖灰。不到一分钟,我们吵吵闹闹的社交声开始远去,可温特博恩有钢铁般的意志,耐心地钻完了孔,从大衣里拿出假门,把它装在应装的位置上。 
  这次会议后,我去找了琼斯。我说,局长委派一个官员研究任务却不跟我这个研究部门的头头商量一下,而且当时我正整天忙于对付从布伦特、朗、凯恩克罗斯以及在华盛顿的叛逃者那里接题而至的大堆材料,这简直是无法容忍的。 
  这次警察行动是由侦探长乔治·史密斯负责的。史密斯是特别行动处的,一贯以抬高自己而闻名。事前,我们曾向他强调过,逮捕这几名间谍的消息要封锁四十八小时,这样对我们监听莫斯科的无线电广播有利。但是在这几名间谍逮捕以后没有几小时,舰队街上就有人传说破获了一个重要的间谍集团,史密斯也对一些记者吹嘘说他自己在这次行动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此以后,莫斯科电台再也没发出任何信号了。 
  这次通话是在以后四天里俄国人坚持要求的许多次通话当中的第一次。主要是纳简斯基的妻子,当然还有其他的亲属,他们轮番地哭泣着请求他重新考虑他的决定。 
  这次新的行动,需要进行周密的计划。领事馆隔壁的房子的维修工作已告结束,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繁忙的办公室,常常有一些人上门拜访。我们了解到,在这些来访者当中,有的是来检查安全工作的俄国人。因此,我们只得在夜里悄悄地干。要到离地面十四英尺的地方工作,必须搭架子,还需要石灰和油漆,以便用来修补损坏之处。温特博恩搞来了一个活动梯架和快干维修材料,这是建筑研究站专门为五处研制的,包成一个个小包送到办公室,以免引起领事馆的注意。领事馆对周围的一切一直保持着警惕。 
  这的确是一句谎言,虽然只是小小的一句说话,。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在科伯恩的档案里提及这一事实;按规定任何一位军情五处的官员在处理朋友档案时都应该这样做。霍利斯避实就虚地回答道,当时并没有明确要求非要在档案上记录私人友谊不可。 
  这个问题是我在每天晚上研究这些档案时常常问自己的。这起案件究竟是怎样开始的?是从一九四五年布伦特离开时开始的吗?还是在沃尔科夫和古曾科进行联络时开始的呢?也许是在那个结核病患者从中国驶回的船上下来并试图在英国秘密情报部找工作时就开始了?或许晚一些,或许更晚一些,在蒂斯勒告诉我们内部有间谍的时候?或许是在戈利金谈起处处都有成百上千的间谍的时候?也许是在米切尔案件取得第一个决定性胜利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次在内部追查间谍,然而却失败了。你又怎样能确定恐惧变为复杂现实的那一时刻呢?然而却确有其事,它就在那里,而且自始至终一直在那里。 
  这个新发现的代号叫“筏夫”,其含意是重要而丰富的。我们不仅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俄国人在监视我们监视队的频率,同时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检查大使馆里任何正在进行收听的接收机的频率。我们需要做的是向大使馆发射电波,并监听使馆内接收机振荡器超负荷时产生畸变时的声音。我从阅读“冠石”档案时就开始酝酿着这个设想,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将其付诸实施。利用“筏夫”技术,我们可以查出由莫斯科传送给外地的非法特工人员的广播哪些正在被大使馆监听。从潜在的意义上来说,“筏夫”技术使我们在苏联非法通讯这个至今仍是秘密的世界里获得了一个彻底的突破。 
  这件案子的审理工作又一次停下来了,但对霍利斯的审讯无法弥补那些相信内部有间谍和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如琼斯)之间的隔阂。我不由得想起那些荒废了的年月,我们本来可以利用这些时间进行调查,然而却让它们悄悄地流逝了。在这些岁月里,档案积满了灰尘,报告没有人阅批,一种无名的恐惧阻止了我们进一步探求真相。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可以突破:获得一名反叛分子或者破获一件密码,才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个案子。失败的绝望情绪在我身上萦绕不去——失败、懊恼、希望解脱并忘掉这一切。回想起来,那天晚上我乘车回埃塞克斯时就已经退休了,以后充其量不过是办个手续而已。 
  这件案子交给查尔斯·埃尔韦尔去调查。埃尔韦尔检查了格兰特的来往信件,窃听了他的电话,并向地方警察进行了询问,然而却一无所获。我奉命去搜查他的住宅,看看是否能找到技术上的证据以便给他定罪。趁他和他的妻子去北方度假的时候,我和约翰·斯托勒一起开车直奔贝里圣埃德蒙兹。斯托勒个头矮小,头发灰白,面带微笑。他原是通讯总部M 处“反小集团”的工作人员,曾经对“筏夫”飞行行动作过安排,并参加过分析“筏夫”讯号的工作。索科洛夫·格兰特住在一幢漂亮的安妮女王式的红砖农舍里。这幢房子已多年失修。从屋后的花园里可以看见机场的跑道终端,跑道穿过麦浪起伏的田野,真有点诗情画意,很难引起人们对这里的一切产生怀疑。但正是这种美丽的充满田园诗意的景色总是使我想起间谍:他们总是以这种秀丽的英国景色作掩护的。 
  这件事情在下一次的处长会议上进行了讨论。阿瑟在那里没有盟友,许多处长都感觉受到他那强硬的、有时是狂放不羁的工作作风的威胁。在这些处长当中他只有比尔·马根一个朋友,他坚定地护卫阿瑟直至最后。但在作出决定时,比尔刚好缺席。 
  这就是形成军情五处与首相之间曲折关系的前后情况。人们写了许多关于哈罗德·威尔逊和军情五处之间的关系的书,但其中有些情况不够准确。我以为哈罗德·威尔逊和军情五处的故事应起始于一九六三年休·盖茨克尔的逝世。盖茨克尔是威尔逊以前的工党领袖,我不仅认识而且非常崇敬他。我是在黑河航海俱乐部认识他和他的家人的,我记得在他去世的前一个月,他还告诉我他要去苏联。 
  这里还有一起应该考虑的案件就是弗兰克·博萨德案件。一九六五年初,投靠联邦调查局的格鲁乌间谍“大礼帽”,提供了英国物资供应部绝密文件的照相复制件。这是有关导弹武器方面的材料,涉及到美国的高级机密,嫌疑分子的范围很容易就缩小到几个人身上。我们用了所有的监视方法把这几个嫌疑分子都控制起来了。我们发现,嫌疑分子之一的博萨德偶尔在午饭时间到滑铁卢车站的左边行李房去取一只箱子,然后又去一家在布鲁姆斯伯瑞的饭店,用假名在那里为自己订一个房间。他独自一人在那房间里呆上半个小时。离开房间时,他就把那箱子送回左行李房,然后又回去上班。军情五处不久便把那只箱子从滑铁卢拿走了,发现里面有几架文件复制照相机,几盒胶卷和两张灌有八首俄国歌曲的唱片。这几首俄国歌曲的详细内容被复制下来。箱子里的所有东西都用照相机翻拍复制下来,然后再放回箱子原处。箱子又被送回到滑铁卢车站。我给通讯总部打了个电话,把唱片记录下来的详细内容告诉了他们。政府通讯总部只用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就查明了其中五首歌曲是用俄国发报机传送过来的,通过方位搜寻,发现这台发报机是在莫斯科地区,是一种俄国情报机构使用格鲁乌的发报机。 
  这两个人在表面上虽然刚硬,在局里的地位也很高,可在胡佛面前却十分懦弱。我感到,这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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