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聊点别的好不好。

时间:2019-08-22 作者:admin 热度:
没有。可是人要是真板戏又唱起来了,毛主席又被尊为神了,门的小干部们宣布。我进屋数一数这天被宣布的人, 除去我还有十五个。一个小小县文教局就十六个右派!那些人都灰头灰脸,套拉脑袋。我昂 首挺胸不在乎,吓得这帮龟孙子不敢先宣布我,怕我闹,把我留在最后一个宣布的。—我一 听说我“右派”两字就火了,还说开除了我的党籍,什么?娘的!我猛一拍桌子,桌上的水 碗、墨水瓶、钢笔都蹦起来。我大叫:
  事后学生们对我说:“我们知道你根子红,这些人里属你最好,出身历史最过硬,要不 咋能叫你当黑帮头儿呢!”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文化大革命”起来,学生们都想参加红卫兵,但是呢,据说我爷 爷有点问题——嘛问题?回头再说,您听了会觉得可笑。可那时我只能加入“红外围”,属 于团结对象。那阵子红卫兵分三等,一等公民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都是高于子女;二等公 民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都是血统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第三等是不大纯又不是黑五类的 子女,加入毛泽东思想红外围。我的自尊心受到挫伤,觉得自己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别人 没差别;但是呵,身分差别开了,有些活动不让你参加。比如批斗会呵、抄家呵、重要的政 治活动呵,绝对不能去,这对我刺激很大。我原先是班长,现在一下子就不行了。我就憋足 劲,要表现自己的赤胆红心。
  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愈往后愈严重。开头搞工程还让我去当队长,后来只许搞设计, 我也没意见,只要让我搞专业就行。到了五九年上边又下个命令,说所有“右派”都不准做 技术工作,一律做体力劳动。我就下去搞地质勘探,当工人挖地。在工地我拼命干呀,心说 不掉层皮甩不去“右派”帽子。白天干体力,夜里把我叫去开夜车帮忙搞设计,多累也干, 张家口那边一千多公里铁路设计就是我打了两个多月夜班给拼出来的。这时还不算顶糟,打 夜班就打夜班吧,总还摸得上自己的专业。
  事情弄明白后,我并不害伯。起因是六七年初最乱的时候,我弟弟一个朋友的父亲,是 北京一所中学的党委书记。他被做为走资派斗得死去活来受不了,逃出北京来躲躲。我见他 困难,留他在我家暂住。我会烧菜,有时来几个老同学一起吃吃聊聊。一个多星期后他就南 下去扬州的亲戚家。运动高潮过后他回到北京的学校。他比较有经验,为了争取群众团结 他,就告发我,说我家有个黑组织。什么?忘思负义,不不,忘思负义在那时候是常事儿。
  事情最早出在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我才刚刚四十岁。有个党支书对我说:“哎呀,你是 咱单位有影响的人物呀,你要不带头鸣放,咱院的运动就搞不起来!”我想也是,放吧,写 了张大字报,这就坏事啦。那时我对党没什么意见,真没什么好提的,心里也知道不能乱 说。可我对院里一些工农干部看不顺眼。因为我在这单位干的时间最长,算个元老,对很多 人的来路都清楚,他们根本不是搞我们这行的,调进来干什么呀,就搞政工,搞人事,可有 职有权,专管人。有个人事干部给我开张证明信,一行里好几个错别字。我就把这些事写在 大字报里。这下糟了呀,大鸣大放忽然一转变成了“反右”,他们就批我“攻击党的人事政 策”呀,还说我有反党言论,说我说“章罗联盟胆子大”,赞美“大右派”。我哪敢那么 讲,只是私下和一个同事哺咕说,“他们这样反党,胆子真够大的。”被同事揭发出来,意 思也变了。就这点事,把我搞成了“右派”啦。
  谁他妈破坏谁。我家没了,老婆也死了,儿子有娘又没娘。我给整得身体虽然还团圆个 儿,精神差多了。打闹“文革”到如今,已经四十大几。他整人的人倒活得有滋味,有职有 权,有家有业,现在有权也有钱哪!我找谁去?
  谁知他们嘿嘿笑,奚落我说:“回来个屁!哪儿还有你的天下,别说梦话了!”
  说到我的内疚是,我弟弟关在监狱时,我母亲每次探监,都给他弄点吃的送去。我心里 还有点不愿意,心想监狱里还能把人饿死,那时正是三年度荒,家里舔锅舔盆,总这么送一 家老小咋办?虽然我没拦过我母亲,我也从来没把这意思说出来,可我心里有这个想法。看 到这封信,我内疚极了。我要知道他落到这一步,饿死我也得叫他吃饱。有这个想法也是对 不住我那死去的兄弟呵,是我害的他呀。
  说到这儿,我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咱们聊点别的好不好。
  说老实话,别看我横,心挺虚。人家是当官的,咱是地道小百姓,草民一个,在人家眼 里算嘛?一根小草,说踩你就踩你在脚底下。咱不过一时有点实力,硬顶着,也算狗胆包 天,可不顶着马上就垮。当然顶也不过顶眼前一时,这叫倒霉与早晚。我心里不是不清楚, 不敲鼓。
  说实话,当我听到这诚恳的、发自心底的道歉时,我心头一热,真有点感动。搞艺术的 人嘛!总是这样爱感动和让感动所蒙蔽,可是等我静下来,看着我那年近八十、饱经磨难、 早已熬白了头发的爱人,就忽然想气冲冲地对他们说:
  说实在的,我
  愈是没有出路,愈想找到一条出路。我甚至憎恨自己惧怕自杀的怯弱。在一阵阵死的念 头愈来愈强烈地袭来时,我突然听到船上扩音喇叭播放的样板戏《白毛女》中的一句唱词: “我、不、死!我——要——活!”一个个字吐字特别尖利,特别清晰,猛地刺激了我;我 忽然想到,自毛女遭受到那么大屈辱,在深山丛林中吃野果子也还要活,我为什么非要死? 陡然我浑身都响着这三个字:
  原来把我关进监狱那天,也把他们全都弄去,使出各种招儿逼他们。监狱里人上刑时鸡 哇喊叫的声音,吓得他们心里发毛。军代表还把他们老婆孩子、老爹老娘全弄去,叫家里人 跟他们哭,闹着让他们跟我划清界线。他们就顺秤爬了,人家怎么引就怎么说,最后编成那 个弥天大谎才放了他们。可如果他们顶着,结局恐怕跟我差不多。
  原谅我说句迷信话:我信命。什么是命运?就是冥冥中你无法左右它、但它却在强有力 地左右你那个东西。
  原判定×  的抗拒运动杀人罪,不能成立,故撤消原判,宣告×  无罪释放,特此 判决。
  原先,我设想用两年时间完成这个写作计划。工作中我发现,这不是一部作品,而是一 项文学工程。凭我个人力量,要想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找出一百个最富个性、内 涵深刻又相互区别的人物典型,用他们的心灵史,呈现这一无比深邃浩瀚的时代内容,何其 艰难!况且有人经历独特,未必肯言之,或者未必善言之,或者未必能提供出文学所必需的 特有而生动的细节。
  再告诉你一件,一九七九年——这一跳可是二十二年以后了,这真是“意识流”了。时 间不连着,事情都连着。这时候,文革结束了,文化局的人事干部为我改正右派。他非常惊 讶地对我说:“老实对你讲,我看完你所有的材料,很纳闷,凭着这些材料,怎么会把你打 成右派呢?”
  再说,监狱里的大门,锁着的时候,里边准有人,开着的时候,里边准没人。外边不正 好是,开着时有人,锁着时没人?要不小偷为什么都会撬锁呢?还有,监狱外边的锁全在门 里,监狱里的锁全在门外,也完全相反吧!你想想,是不是?
  再说回来,饿我半个月后,又事,压了我一家十年。我当年一百五十斤的摔跤能手,如今一百 二十斤,连累加气,得了胃病,切掉一半;犯愁犯得神经衰弱,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到末了 也没把家里的处境改过来,算咱没能耐吧!可“四人帮”一完,我父亲一下就没事了,还那 个人,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了。他妈的,这怪!我去他单位要求平反,他单位说,关牛棚挨斗 是运动闹的,可他一直没正式定过资本家,无所谓平反。他们倒容易,一句话了事。我这口 气憋在肚子里却出不来。我真想掉过头把这气朝他们脸上一放,倒痛快。可这不是咱男子汉 办的事。你说,你是条硬汉子,你该怎么办?唉,这就是我从头到了的十年。
  遭白眼,挨骂,有时吃着饭一块砖头飞进来,玻璃窗粉粉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可是一九六八年我被“风雷激”造反队一群人 吊打之后,关在H河边一个“特”(即特务)字号单间房里,这所楼原先是我们出版社的书 库,书早被当做“四旧”运到造纸厂化纸浆去了。空荡档的小屋里充满旧纸、旧地板和旧砖 的气味儿,窗户被封死,糊上报纸。H河柔软的流水滔滔汩汩在外边流着,夜间听得更清 晰,还有河中行船的划桨声。我不自觉想起遥远的滹沱河边的老家,那一到春天就变得绿葱 葱的茅草房。我在那河里洗澡,在河边长大,参加革命抗日时,今天从河这边渡过河那边, 明天从河那边游到河这边,多少年呀……革命、父父父父父,敌人、档档档档档,我革命, 这敌人却是我。想着想着,很奇怪,我感觉被殴打后肉体的痛苦开始从皮肉中一点点消失, 但不是散开,而是往里走,全凝聚到心里去……不知这是怎样一个过程,我忽然一下于云开 雾散,明白了。有人说,大彻大悟是一种解脱。我说未必,不明白则巳,明白之后反变成更 深更深的痛苦。
  这地区处在山西和内蒙,其实我并没有别的意思,不过在这偏远的地方很难见到这种年历。连长为此居然把我 调到农场小学当教员。一本年历不是瓦解了他,而是瓦解了我;神圣感没了,嫌恶感来了。 我这才开始降温。我也真够笨的。
  这期间,燕北专署发现我失踪,到处打听我,电话打到北京、西安、四川,最后知道我 在南通,就一封封信催逼我回去,直到寄来最后通牒。我原想抱定宗旨不去,但不久,农村 也搞起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公安六条》下来,我算反革命家属,属于管制对象,情况变得 紧急。一天夜里,大哥从公社骑车风风火火跑来说,村干部告诉他:“你弟妹是逃亡的反革 命家属,明天早上要斗她,你快转移她吧!”
  这期间我还崇拜过另一个人是:他。
  这群王八蛋!不吭声,指指“结论”那张纸,叫我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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